复盘南京保卫战: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

原载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5年第9期 作者:王洪光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前,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,成立了“满洲国”;还占据了华北北部,与国民政府签订了“塘沽协定”、“何梅协定”、“秦土协定”。把这里作为全面侵华的进攻前进基地,以武汉为目标,形成主要战略进攻方向,沿三条线南下:中线平汉路(北平—汉口铁路),西线平绥、同蒲路(张家口—大同—太原),东线津浦路(天津—南京)。 尽管战前日军大部在华北北部和东北,但这一方向并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主要防御方向。一是中原腹地,除有几条东西向河流和大中型城市,大都是平原地,难以构成有效防御。二是这些地方大都由地方军阀驻守,不可靠,也不完全听指挥。必须改变日军主攻方向,才有利于中国战略防御。 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蒋百里等,在1934年、1935年间,与德国顾问冯·塞克特、法根豪森等,有过长时间研讨。法根豪森判断日军的战略进攻将兵分三路:第一路攻击河北至郑州方向(即平汉路);第二路攻击山东与徐州方向(即津浦路);第三路进击长江,攻击首都(即南京),沿江溯攻武汉,并认为该路为日军兵力最多之路(即主要进攻方向)。法根豪森的建议和分析为蒋接受,即以京(南京)沪(上海)作为主要前哨阵地,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(其中以武汉作为战略枢纽),以四川作为抗战总根据地,沿长江节节抵抗。这一防御设想体现了蒋“以空间换取时间”的战略思想,在战略退却阶段与“持久战”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日军在华北的战略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,在西线和东线打了太原、徐州会战,而在中线主要战役方向平汉路受阻于豫北漳河一线迟滞不进,后又受到黄河泛滥区的阻碍,逐步把主攻方向转到沿长江流域溯攻武汉上来,也就是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。8月20日,由上海视察回南京的陈诚向蒋介石汇报:“敌如在华北得势,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,于我不利,不如扩大沪之战事,以牵制之”,建议向上海增兵。这更坚定了蒋在淞沪地区组织一场对日大会战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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